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举证期限的确定可以由当事人协商，并由法院准许。基于民事诉讼和私权纠纷的特点，由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体现对当事人合意、意思自治的尊重，本无可厚非，但“由法院准许”这句简单表述，却有失疏漏，仍留下进一步解释的空间。因为结合实践来看，法院势必会对准许或不予准许的标准界限是什么再次发问（可能有人会说，法官仍然如此发问，是能力素质低下、不能自由裁量的表现，难道把饭做好还不算，还要嚼碎喂到嘴里吗？笔者以为，不能完全排除法官的能力素养因素，但更多是因为前文所述及的难言之隐——对信访和维稳考核的恐惧让法官们不得不放弃自由裁量，转而求诸标准更加细化易于操作），在未得到答案之前，法官对该规定的态度会是谨慎的。

    本条第三款“举证期限届满后，当事人对已经提供的证据，申请提供反驳证据或者对证据来源、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行补正的，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，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。”的表述，则分明流露出充分迁就当事人有限的举证能力、忽视证据交换作用的倾向，让人隐隐感觉到证据随时提出时代“追求客观真实、实现实质正义”的诉讼政策影子。